(CHI) 花畑，東京：雞不可食、大名未竟、佛像被刮盡——那個在江戶邊緣自成世界的村莊

這是一篇東京足立區花畑的深度歷史故事與漫步指南。花畑昔日被稱為「花又村」，夾在四條河流之間，曾是江戶农业開拓的前沿與幕府法令模糊的邊境。本文將透過「不食雞肉的秋祭起源」、「東北大名消亡前的神殿執念」、「百姓刮盡的疣地藏佛像」等五個物質留存的歷史地景，帶領讀者放慢腳步，看見一個長年與洪水、政治和信仰角力的低地村落，如何用身體與痕跡積累出帶著體溫的草根歷史。

創意旅程主題：「水網、神御與幾何之線：花畑邊疆的智識與信仰開拓」

這是一篇關於東京足立區花畑的深度歷史故事與漫步指南。透過五個鮮為人知的奇特歷史，我們將走入大鷲神社、東善寺及古老運河的街區肌理，探索這片昔日武藏國邊境的低濕沼澤地，如何融合了飲食禁忌、大名執念與草根信仰，展現出江戶農業開拓期自成一格的邊界世界與生存智慧。

很少人會把足立區放進東京的旅行計畫。

這裡沒有著名的拉麵，沒有被反覆拍攝的庭園，也沒有任何一處景點會出現在旅遊指南的前幾頁。但就在便利商店、高架公路與安靜住宅的縫隙之間，藏著關東平原上層次最為深厚的歷史地景之一。

花畑——昔日武藏國足立郡的「花又村」——夾在四條河流之間：東有中川，北接毛長川與垳川，綾瀨川則南北貫穿其中。這片低濕沼澤地帶在數百年間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它是江戶農業開拓的前沿，是水運物流的樞紐，也是幕府法令模糊地帶，是一個規則存在、但始終被特殊對待的邊境之地。

五個歷史故事，至今仍以物質的形態留存在這片街區的肌理之中。每一個都顛覆了我們對前近代日本某種想當然的假設。

為何花畑值得一個有歷史意識的旅人認真走訪

花畑不是被動觀賞的地方。它獎賞那些走得慢、看得仔細、願意相信意義往往棲居於小處的人。

一塊寺院角落裡形貌模糊的石頭。一根神社柱子上的盤龍浮雕。一座被高牆圍住的偏僻墓地。一面珍藏在遠方神社庫房裡的算術木板。

這些都不是宏偉時代的遺物。它們是普通人在特殊處境下留下的痕跡——一個長年與洪水、信仰、政治和求知慾角力的低地村落所積累的，帶著體溫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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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雞不可食：東京最知名秋祭的真正起源，藏在一片沼澤邊

每年十一月，淺草鷲神社的「酉の市」人聲鼎沸，熊手（竹耙形吉祥物）攤販一字排開，叫賣聲與人潮幾乎將整條街道淹沒。這是東京最具辨識度的秋日風景之一，連外地遊客也知曉。

幾乎沒有人知道：這整個傳統，最初誕生於花畑的一座靜謐神社。

花畑大鷲神社（舊稱「鷲大明神」或「雞大明神」）祭祀著日本武尊，建立年代已不可考。應永年間（1394–1428），神社開始在每年十一月第一個「酉の日」舉行報恩感謝祭——據傳此日正是日本武尊的忌日。這便是整個關東「酉の市」傳統最早有文獻可循的源頭。

然而，讓原始祭典在現代眼光看來顯得奇特的，是它與活雞之間的關係。

祭典當日，在地氏子會將自家飼養的活雞奉納給鷲大明神，視之為不可侵犯的神使。祭典結束後，這些被賦予神聖性的雞隻並不會被宰殺食用，而是成批送往淺草的淺草寺，在觀音堂前一一放生。

由此衍生出一項延續數百年的飲食禁忌：神社氏子終身不食雞肉，不食雞卵。這條規矩，安靜地塑造了這個低地聚落的飲食文化，一代又一代。

史料誇張地記載，前來參拜的人潮之多，甚至使千住大橋為之下沉。

這句誇飾語背後有真實的重量：江戶中期，幕府特許此地在祭典期間開帳「辻賭博」（街頭賭博）。花又村地處天領邊緣，緊鄰下總國與埼玉郡，具有高度的地理邊緣性——幕府正是利用這種管轄模糊性，將此地當作都市矛盾的「安全閥」，讓無數江戶市民循著水路前來發洩。

安永五年（1776年），幕府因治安考量全面禁止辻賭博。商業重心隨即傾向緊鄰新吉原遊廓的淺草鷲神社（「下酉」）。花畑大鷲神社自此被稱為「上酉」或「本酉」，退回農村鎮守的原初面貌——但它一直就是本尊。

今日的花畑大鷲神社仍隱於足立區花畑七丁目的住宅區中。境內保存著數枚江戶時代農村青年用於比試力氣的「力石」（足立區登録文化財）。每逢酉年，仍舉行十二年一度的式年大祭。

走進這座神社，你會發現它與淺草的喧鬧截然不同——它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像一個知道自己才是原版的老人。

延伸閱讀：足立區歷史散步地圖，以及江戶水路與廟會文化專題。

一座花了二十一年才建成的神社：一個東北大名在消亡之前的最後執念

走到花畑大鷲神社本殿正面，看那兩根柱子。

左柱一條昇龍，右柱一條降龍。據傳出自江戶傳奇名匠左甚五郎第十三代傳人後藤與五郎之手。雕工立體，動感逼真，是幕末江戶木雕的頂尖水準。

幾乎沒有遊客知道：這座建築從動工到竣工，整整花了二十一年，橫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動盪的轉型期。

秋田藩佐竹氏，自稱源義光（新羅三郎）之後裔。社傳云，源義光奉命前往東北參與後三年之役（1083–1087）時，途經花又村，在鷲大明神前祈求武運昌隆；凱旋之後，特將戰盔奉納於此以謝神恩。

八百年後，這條先祖紐帶依然清晰可辨。嘉永七年（1854年），秋田藩第十二代藩主佐竹義睦正式啟動本殿重建工程，材料選用整棵欅木，是為「總欅造」，既昂貴，又費工。

然而，工程的時程與日本近代最劇烈的地震帶完全重合。1854年上棟，接著是安政大地震，接著是戊辰戰爭，接著是1871年的廢藩置縣——佐竹家的政治與財政根基，在這一連串衝擊下土崩瓦解，資金中斷，工程停頓。

這座神殿最終於明治八年（1875年）竣工——距廢藩已過了四年，佐竹作為一個藩已不復存在。

你所看見的，不只是精湛的木雕。那是一個家族在自身即將消亡之前，試圖將祖先的正統性刻進一棟建築的努力——這棟建築，偏偏還蓋在將軍的直轄領土之上。神社的官方神紋「五本骨扇に月丸」，與佐竹家紋完全相同。那對龍，是身分認同最後的物質形式。

本殿已於1982年被指定為足立區登録有形文化財。

延伸閱讀：明治維新後的關東社寺建築，以及幕末大名的物質文化遺存。

被百姓刮盡的佛：東善寺的板碑與那尊消失的地藏

離大鷲神社步行幾分鐘，花畑三丁目有一座「東善寺」，是足立區境內僅存兩座時宗寺院之一。

時宗由一遍上人創立，主張不論階級、不論業障，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便可得救。南北朝的動亂年代（1336–1392），時宗僧侶沿著關東的河流網絡積極開拓道場，深入那些被戰火與洪水反覆蹂躪、精神極度匱乏的低地聚落。

東善寺由三阿彌陀佛上人於十四世紀中葉開創。康安元年（1361年），他在寺內豎立了一座巨大的「六字名號板碑」。

板碑以秩父青石（綠泥片岩）雕成，這種石材必須仰賴荒川與中川的水運網絡，才能從山區運抵低地的花畑。板碑頂部刻有阿彌陀三尊梵字，中央鐫刻「南無阿彌陀佛」，下方清楚記載開山祖師名號與年代——是足立區境內唯一明確記載寺院開山資訊的武藏型板碑。這塊石碑在漫長的中世天災與兵燹中深埋土下，直到1942年農民開墾竹林時才被偶然掘出，字跡至今清晰。

板碑旁邊，還有一尊更難解釋的東西——以某種方式，更令人動容。

那是「いぼ地蔵」（疣地藏）。

從近世到近代，當地的底層百姓堅信這尊地藏菩薩能消除皮膚贅疣。他們的方式直截了當，甚至帶有物理性的破壞力：先向地藏奉納食鹽，再用石器刮取石像表面的粉末，將石粉與鹽混合，以水調和後塗抹患處。

這個儀軌持續了數百年。

原本雕刻精細的地藏菩薩，身軀、面容、衣褶，在一代代百姓的反覆刮取下，被徹底磨滅殆盡。如今它只是一塊高約五十公分、直徑與高度相仿的圓柱形無字石塊。

很多到訪者把它當作庭院裡的普通造景石，一眼掃過便算。

佛像形體的消亡，正是百姓信仰最宏偉的紀念碑。

這是花畑最讓我久久佇立的一個地方。兩件石造物，相距幾步路，分別代表了同一片土地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信仰型態：一種是碑文端正、莊嚴如儀的精英記憶；另一種是窮人把神像當成藥材刮用、以身體的接觸代替一切禱告的草根實踐。佛像被「用盡」，恰恰說明它足夠靈驗。

東善寺位於足立區花畑三丁目20-6。

一條把村莊切成兩半的運河：嘉兵衛新田的開拓與分裂

十七世紀初，德川家康將幕府設於江戶，對外圍低濕地的農業開墾成為首要任務。一位名叫伊藤嘉兵衛的農民從今日川崎市北部率領家族北上，在足立郡的一片荒地排乾沼澤、開闢水田，建立了「嘉兵衛新田」——即今日的加平地區。

新田東西長約八百七十公尺，最盛時發展至六十五戶。

但建立後不久，一道國家權力的切割便落下來。

為減輕江戶城的水患威脅，幕府在寬永年間（1624–1644）下令開鑿一條人工河道——「新川」（今新綾瀨川）——以南北走向直穿嘉兵衛新田的心臟地帶，將整個聚落強行一分為二。這條河不是自然長出來的，而是為了保護遠方的城，犧牲了眼前的村。

東半邊引葛西用水灌溉，西半邊引見沼代用水。同一個祖先留下的土地，從此用兩套不同的水源維生。冬季農閒期，村民則沿著同樣的水路，收集江戶廢紙，製造「淺草紙」（再生粗紙）補貼家用——物理的阻礙，被轉化為一種新的生存策略。

嘉兵衛於寬永十年（1633年）辭世。一百五十年後，天明三年（1783年），後代為感念其開拓之功，特為他立了一座高近兩公尺的五輪塔式墓碑，刻有「為浄照禅定門也　寛永十癸酉四月廿八日」。

但這座墓碑的命運，也沒有終止於立碑的那一刻。1965年，東京戰後高速公路建設與土地重劃，迫使加平二丁目的先祖墓地整體搬遷至圓泉寺西北角的「神宮寺墓地」，與外界以高牆阻隔，另成一隅。

如今站在五輪塔前，你會看見旁邊緊鄰著一座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的石碑，為甲午戰爭威海衛之役中陣亡的伊藤留次郎而立。開荒的祖先與帝國的炮灰，在這小小的圍牆之內共存——從江戶初期的沼澤排乾，到明治帝國的對外征戰，這一家人的歷史，就這樣被壓縮在一個被公路與柵欄重重包圍的角落裡。

那個角落，大多數人走過都不會回頭。

伊藤嘉兵衛墓（足立區登録有形文化財，1985年）位於足立區加平二丁目圓泉寺墓地。

八十一歲的鋸木工與他的幾何奉納：一場發生在稻田旁的數學民主化

在傳統的江戶農村史觀裡，庶民是被統治者：他們耕田、交稅、服役，而抽象的學問，屬於士大夫。

花畑反駁了這個假設，而且反駁得相當用力。

江戶後期，花畑一帶的寺子屋與私塾密度高居足立郡第二（僅次於千住宿），尤其以「和算」（日本傳統數學）的盛行聞名，形成了「花畑之人皆精於數學」的在地美譽。

這股風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花又村村民金杉清三郎清常。

清三郎的正職是「木挽」——鋸木工，純粹的體力勞動者。但他對高度抽象的和算產生了極大的熱情，拜入著名和算家神谷定令（關流宗師）門下，系統性習得代數與幾何演算法，最終獲得了向門人授業的資格。

明治十三年（1880年），已達八十一歲高齡的清三郎，偕同門人深井伊兵衛宗階，向鄰近的三鄉市上彥川戶「香取神社」奉納了一面「算額」——也就是數學繪馬，將幾何解題視為獻給神明的祭品。

這面算額以一整塊欅木製成，縱40.5公分，橫56.1公分，刻有兩道幾何相切問題：在特定的大圓與橢圓軌跡中，計算多個相切小圓的精確半徑與接觸代數式。現代和算學者已證明，這道題目擁有超過五十種不同的解析幾何解法，其複雜程度相當於同時代西歐的頂尖解析幾何水準。

一個老鋸木工，在八十一歲的年紀，走進一座神社，把一道連現代數學研究者都覺得深刻的幾何題刻在木板上，掛在神前供人觀摩。

這不是個案。花畑三丁目的「實性寺」旁有一尊高大的「牧野先生碑」（足立區有形文化財），紀念的是培養了超過五百名基層數學人才的鄉村私塾。當地學習和算的動力有其現實根基：低濕水網地帶的農民，在修築水壩、分配灌溉份額、計算稻穀稅收時，精確的數學是生存工具。

但工具用久了，會長出自己的靈魂。在花畑，和算演化為一種超越實用的嗜好——如同吟詠俳句，如同觀賞庭園，百姓以在神社懸掛一道原創幾何題為一生之榮耀。

把數學解答獻給神明，是知識作為信仰的最後形式——智力的奉納，與雞的奉納、香的奉納，本質上並無不同。

金杉清三郎於1880年奉納的算額，至今仍妥善保存於香取神社（位於三鄉市，隔毛長川與花畑相望）社務所中，已成為埼玉縣重要的文化財資料。

延伸閱讀：江戶後期的和算文化，以及關流宗師系譜專題。

隱藏景點特別推薦

圓泉寺山門左側的五基庚申塔群（足立區加平二丁目）： 山門左側，五基庚申塔靜靜排列。其中一基光背型庚申塔上，刻有圓泉寺第十二代住職「彈譽上人」（1733年卒）的名號——這是佛教僧侶深度參與在家百姓庚申講信仰的罕見直接物證。大多數遊客只注意到旁邊的高速公路聲，幾乎沒有人會在這裡駐足。

步行花畑：建議路線

本文提及的主要史蹟，可規劃為半日步行路線，全程約四至五公里。

從花畑大鷲神社（花畑七丁目）出發，細看本殿柱上的昇降龍浮雕，以及境內的力石。向南步行至東善寺（花畑三丁目20-6），在院內康安元年板碑與疣地藏之間，好好站一站，想一想這兩件石物各自代表的信仰型態。再走至實性寺（花畑三丁目），在牧野先生碑前想像那五百個農家子弟學習幾何的場景。

之後橫越新綾瀨川——那條把嘉兵衛新田一分為二的人工河道——沿水岸向北，步行至圓泉寺（加平二丁目）。進山門後先看左側的庚申塔群，再繞至墓地西北角，找到被柵欄圍住的神宮寺墓地，伊藤嘉兵衛的五輪塔靜靜矗立其中。

沿新綾瀨川行走，本身就是一種冥想。這條在1620年代為保護一座遙遠城池而開鑿的人工河，至今仍在流動，仍然是一個被它割裂四百年的社區的地理邊界。河道上方的高速公路，和這條運河，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兩個版本——國家以工程切割地方，地方在切割中繼續生活。

走完這五個故事之後

神聖的雞不可食，一道延續數百年的飲食禁忌。一座本殿，歷二十一年、跨過廢藩置縣方才勉強竣工。一尊因靈驗而被百姓刮至無形的地藏。一個農業聚落，被一條為保護江戶城而開鑿的運河永遠一分為二。一個八十一歲的鋸木工，把一道解法超過五十種的幾何題懸掛在神社的屋簷下。

這五個故事，都不屬於教科書上那種大寫的日本歷史——那些著名的戰役、那些精緻的宮廷文化、那些有名有姓的統治者。它們屬於邊緣，屬於那些被國家當作工具、又在夾縫中頑強長出自身邏輯的人。

邊緣是國家試驗性地行使權力的地方：允許街頭賭博，打算日後取締；開鑿一條運河，將某個村莊的生計犧牲給更大的城市；要求一個農家的後代穿上軍服，為帝國而死。但邊緣也是人自行建立秩序的地方——一條飲食禁忌代代相傳，一塊石碑把開山祖師的名字保存了六百年，一面算額把一個老工匠對幾何之美的癡迷，化為永久的神前奉獻。

花畑問我們一個問題，也適用於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個邊緣：一個地方，知道哪些關於自身的事，是它所屬的城市永遠不打算知道的？

在花畑，答案是：普通人，始終比統治他們的制度所預設的，更複雜，更有智識，更有靈性。那對神社柱上的昇降龍，由一個已無法延續的傳承中最後的匠人所雕，由一個廢藩之後才完成資助的家族所委託——它們不是權力的象徵。它們是在一切行將消逝之前，拚命抓住意義的那種努力。

這種努力，值得你在足立區走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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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與旅遊資訊

最近車站： 花畑站（つくばエクスプレス，筑波快線），步行約八分鐘可抵大鷲神社。前往圓泉寺與神宮寺墓地，建議改至加平站下車。

從東京市區前往： 筑波快線自秋葉原站出發，至花畑站約二十三分鐘，班次頻繁。

區域巴士： 足立區定期舉辦以八條河川為主題的歷史巴士導覽，特別適合想理解本文所述水文地景的旅人。建議事前查詢足立區觀光交流協會的最新班次資訊。

推薦住宿： 以北千住（Kita-Senju）為基地，步行可達筑波快線，同時聯結多條地鐵與電鐵路線。北千住本身亦是江戶時代奧州街道的重要宿場，另有其歷史值得夜間漫步探尋。

推薦周邊行程： 部分東京歷史步行導覽業者可提供足立區客製化路線，建議指定涵蓋新綾瀨川水岸、大鷲神社境內，以及東善寺院區的完整行程。人數較多者建議提前預約。

如果這篇文章讓你對邊緣之地的歷史產生了興趣，歡迎訂閱 Historical Travel Stories 電子報——我們定期發布深度歷史旅行指南，專寫那些需要慢走才能讀懂的地方。

Q & A

花畑村為何被稱為「酉之市」的起源與其信仰禁忌？

根據提供的來源，花畑村（舊稱花又村）被視為關東著名祭典「酉之市」（酉の市）的發祥地，其起源與特殊的信仰禁忌可歸納如下：「酉之市」的起源

起源時間與神祇：花畑大鷲神社（舊稱「鷲大明神」或「雞大明神」）祭祀著日本武尊。據傳，在應永年間（1394–1428），神社開始於每年十一月的第一個「酉之日」（據說是日本武尊的忌日）舉行報恩感謝祭，這便是「酉之市」的濫觴。
最初的形式：最初這項活動具有濃厚的農村收穫祭與農業交易市集色彩，當時市集販售的是竹耙等實用農具，後來才演變為象徵掃入福氣與財富的吉祥物「熊手」。
「本酉」的地位：隨著江戶都市經濟繁榮，祭典重心雖逐漸移往淺草的鷲神社，但花畑大鷲神社至今仍被稱為「上酉」或「本酉」，代表其作為原初發祥地的歷史地位。

信仰禁忌：神聖之雞與飲食規範

奉納與放生：在早期的祭典中，當地的信徒（氏子）會將家中飼養的活雞奉納給鷲大明神，視其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使」。祭典結束後，這些雞隻不會被宰殺，而是成批運往淺草的淺草寺觀音堂前悉數放生。
飲食禁忌：基於對神使的敬畏，花畑村的信徒形成了一項嚴格的宗教禁忌：氏子終身避免食用雞肉與雞卵。這項禁忌在當地維持了數百年，深刻形塑了該聚落長期的飲食慣行。

歷史背景中的邊界特色

特許賭博：由於花畑村位處幕府直轄領地（天領）的邊陲，具有地理上的邊緣性，幕府在中期曾特許在祭典期間進行**「辻賭博」（街頭賭博）**，吸引無數江戶市民經由水路前來參拜博弈，熱鬧程度曾有「人潮使千住大橋下沉」的誇張記載。
禁制與轉型：1776 年（安永五年），幕府因治安考量禁止了當地的賭博活動，導致參拜中心轉向更靠近江戶城內、結合娛樂業的淺草鷲神社，而花畑則回歸其靜謐的農村鎮守面貌。

這段歷史顯示了「酉之市」如何從一個帶有原始動物崇拜與禁忌的農村祭祀，逐步轉型為現代都市化的商業娛樂慶典。

幕府為何曾特許在祭典期間進行賭博？

德川幕府之所以在江戶時代中期，特許花畑大鷲神社在「酉之市」祭典期間進行「辻賭博」（街頭賭博），主要基於地理邊緣性與社會控管兩層考量：

地理上的邊界特性：花畑村（舊稱花又村）位處幕府直轄領地（天領）的邊陲，東臨中川，北接毛長川與垳川，與下總國、埼玉郡相鄰。這種地理上的邊緣性使其具有管轄上的模糊空間，成為法律邊限的活動場所。
作為「社會安全閥」的管理策略：幕府利用這種邊界空間的特殊性，允許在祭典期間進行原本受限的賭博活動，藉此將其作為**都市矛盾的「安全閥」**進行治安管理。這種特許將祭典轉化為一種法律邊限的狂歡節，緩解社會壓力。

這項政策帶來的影響與後續變遷：

引發空前的參拜人潮：由於獲得賭博特許，無數江戶市民經由水路前往參拜博弈，甚至留下了「參詣人潮使千住大橋下沉」的誇張記載。
治安考量與禁制：到了安永五年（1776年），幕府因治安考量全面禁止了此地的辻賭博。
信仰重心的移轉：禁令導致參拜中心與商業利潤迅速向更靠近江戶城內、且緊鄰新吉原遊廓的淺草鷲神社傾斜。花畑大鷲神社自此回歸其安靜的農村鎮守面貌，並被稱為「本酉」以示其起源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