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 消失在東京地圖上的村落：走進世田谷松澤村，閱讀一座城市最深的五道歷史裂縫
這是一條位於東京世田谷區舊「松澤村」的歷史散步路線指南。文章帶你穿梭現代城巷，深挖被隱藏的在地故事。從江戶時代著名的松澤青瓜農田，到明治時期文人雅士的避世隱居地，透過實地慢步與歷史對照，帶你體驗這個東京特別區昔日的農村風貌與人文底蘊。
Lawrence
這是一篇關於東京世田谷區舊「松澤村」的歷史旅遊故事與單日散步指南。文章透過深入挖掘這個昔日鄉村的微觀與宏觀發展，帶領讀者穿梭於傳統與現代交織的城巷。你將沿著精心規劃的散步路線，走訪古老村落與歷史遺跡，感受松澤村從江戶時代的農業青瓜重鎮，轉變為明治時期文人雅士隱居避世之地的獨特人文氣息與歷史變遷。
地點：東京都世田谷區 ｜ 歷史層次：明治—昭和 ｜ 難度：步行即達
如果你問東京本地人「松澤村在哪裡」，大多數人會楞一下，然後搖頭。
這個名字在1932年從行政地圖上消失了。沒有紀念牌，沒有官方說明，消失得如此安靜，以至於就連許多土生土長的世田谷居民，也不知道自己踩著的土地曾有過另一個名字，另一段身份。
然而，松澤村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存在的方式。
今日的松原、赤堤、上北沢，是那些消失聚落留在現代地名裡的最後殘影。東京都立松沢病院的外牆，沉默地封存著近代日本精神醫療史上最震撼的改革故事。那些不依直角邏輯延伸的蜿蜒小路，是昔日農業灌渠填埋後留在地面上的地形記憶。而一間幾乎不在任何旅遊手冊上出現的小型資料館，安靜地保存著一位差一點改變日本命運的社會改革家的遺物。
世田谷這片地方，埋藏著五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每一段，都在挑戰我們對「現代化」、「進步」與「城市記憶」的理解。
一、「生於此國之不幸」——一位醫生的一句話，改寫了日本對精神病患的看法
東京最古老精神病院的秘密，藏在一份1918年的調查報告裡
在世田谷區上北沢的一片安靜住宅地帶，矗立著一組有些年代感的建築群。它沒有顯眼的入口標誌，沒有觀光指示牌，外牆上幾乎看不見任何歷史說明。
這裡是東京都立松沢病院。
它的前身「東京府癲狂院」，創立於1879年（明治12年），是日本第一所官設精神病院。那個時代，大多數精神病患被關在自家的「座敷牢」——家宅裡的暗室、木籠或鐵鍊之中，官方用「精神病者監護法」（1900年）為這種監禁賦予法律合法性，稱之為「家族照護」。
1901年，精神科醫師呉秀三出任院長後，開始推動一場在當時極為激進的改革：拆除所有拘束具，下令全部燒毀；引入作業療法；讓患者在戶外庭院裡走動。但呉秀三最震撼的貢獻，是1918年與弟子樫田五郎共同完成的一份全國調查報告。
他走遍日本各地，親眼記錄了精神病患在座敷牢中受苦的真實狀況，然後在調查報告中寫下這句話：
「我邦十何万の精神病者は実に此の病を受けたるの不幸の外に、此の国に生まれたるの不幸を重ねるものと謂うべし」
（意指：日本十餘萬精神病患，除身患此疾之不幸外，更有生於此國之不幸。）
這份報告出版的翌年（1919年），《精神病院法》正式頒布，醫院也遷移至荏原郡松澤村現址，更名為東京府立松沢病院，開業面積達6萬坪——呉秀三堅持「每位患者應有約100坪的活動空間」。
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一所以「人道主義」之名建立的精神病院，選在遠離城市的郊區農村——這個空間距離本身，是解放還是另一種形式的隔離？呉秀三的故事提醒我們，改革的進步性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
今日，松沢病院仍在原址運作。院外的羽根木公園梅林每年春天吸引大批遊客，但幾乎無人意識到，這片靜謐的梅樹之下，正是近代日本精神醫療史上最充滿張力的歷史現場。
二、那個村名是怎麼來的——一場被歷史淡忘的農民抵抗
「松澤」這兩個字，藏著一場關於尊嚴的地名政治
1889年（明治22年），日本政府推行《市制・町村制》，強制將全國農村小聚落合併為更大的行政單位。目標只有一個：以現代官僚體系取代德川時代的農村自治架構，讓國家的管理觸角深入每一個村落。
在今日世田谷的地界內，原有近三十八個大小不一的聚落，被強制整合為四個行政村。「松澤村」——由上北沢村、松原村、赤堤村等聚落合併而成——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誕生的。
然而，這個名字的誕生並不平順。政府最初計畫命名為「北澤村」，但構成村落的各聚落居民強烈反對，認為以「北澤」為名對松原村等聚落不公平。最終，內務大臣特例同意變更，以「松原村」的「松」與「上北沢村」的「澤」合成「松澤」。
一個村名的妥協誕生，其實是農民集體行動的小小勝利。
但這場勝利的代價，是整個傳統農村治理體制的終結。千百年來，聚落的事務由「名主」（類似里長）協商管理：年貢怎麼繳、水怎麼分、糾紛怎麼解決，都在地方共同體的框架內運作。合村之後，名主被國家任命的村長取代，地方財政由中央分配，農民從「○○村の百姓」被重新整編為「松澤村民」。
換句話說：一個行政村落誕生了，但一個生活共同體消失了。
今天走在世田谷的街道，看到「松原」、「赤堤」、「上北沢」這些地名，不要以為它們只是普通的地址標記。它們是那些被行政命令「合併消失」的聚落，留給後世最後的名字。
延伸閱讀：世田谷區深度歷史散步路線 中，我們將帶你沿著舊村落邊界行走，重新拼回這片土地的空間記憶。
三、讀懂那條歪斜的街道——三田用水三百年的隱形遺跡
世田谷那些「走錯方向」的小路，其實是江戶時代農業的化石
如果你在世田谷散步時，注意到某條小路忽然不按直角轉彎，或者一片細長的綠地帶突然插入兩排住宅之間，請停下腳步。
那不是設計失誤，那是歷史在地面上留下的水痕。
1664年（寛文4年），幕府工事在下北沢村（今松澤村鄰村）為玉川上水開鑿了一條重要的分水支渠，稱為「三田上水」，沿台地脊線向東南延伸，流經代々木、渋谷、目黒等農村，最終注入目黒川。這條水渠後來轉為農業灌渠，稱「三田用水」，成為松澤村一帶農業社群的命脈，一用就是三百一十年，直到1974年才正式廢止通水。
這條用水的管理，在江戶時代依靠一套稱為「水番制度」的輪值慣例運作——各村按固定順序引水，由村落水利組合協調，是農村社群最核心的集體政治之一。任何破壞引水慣例的行為，都可能引爆激烈的「水論」（村際水利糾紛）。
但明治維新之後，這一切改變了。
地租改正（1873年）廢除了共同農業用地（入会地），水利設施的管理權逐步從農村共同體轉移至府縣行政機構。農民對水利資源的「集體慣習權」，在現代化的制度邏輯下被系統性地消解。最終，三田用水因都市化農地消失而失去存在意義，水路全線填埋，轉化為都市排水系統的一部分。
農民用了三百年守護的水，就這樣以都市進步的名義，從生活中消失了。
今天，在世田谷區境內，昔日水路的痕跡以「暗渠散步道」的形式留存。代沢せせらぎ緑道就是其中之一——一條細長的綠色步行道，在建築物之間蜿蜒前行，默默標記著一段農業文明的終結路線。走在上面，你同時走在兩個時代之間。
四、被遺忘的40%——太平洋戰爭中，松沢病院發生了什麼？
歷史書上不寫的事：當優生主義遇見戰時糧食配給
有些歷史，太沉重，所以被選擇性地遺忘了333。
1940年（昭和15年），日本頒布《国民優生法》，明確將精神疾病患者定義為「遺傳的欠陥者」，授權對特定患者實施強制絕育。這部法律為一個可怕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法律外殼：精神病患是「不具生産性的人口」，是戰時資源不應優先保障的對象。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糧食配給以「生産性」為原則運作。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在這套邏輯下被視為消耗資源而無貢獻的「非生産人口」。他們的每日熱量配給被逐年壓縮，部分時期甚至不足1000大卡——這是人體維持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半。
戰後初期，精神科醫師立津政順的研究揭露了一組令人震驚的統計：1945年，松沢病院的患者死亡率超過40%。其中，62.3%的死亡案例被歸因於「栄養障害」（營養障礙）——換句話說，是餓死的。
精神科醫療史家岡田靖雄在談到這段歷史時，曾說正是這個數字讓他決定花一生研究松澤病院史。「在任何一間正常運作的醫院，這個數字都是不可能出現的。」
這段歷史，在日本公共歷史教育中幾乎完全缺席。它不在任何標準歷史教科書裡，也不在松沢病院院內的任何公開說明牌上。那片曾以「人道主義精神醫療」著稱的院地，至今沒有一塊石碑紀念那些在1942至1945年間死於飢餓的患者。
這種「缺席本身」，是一種歷史沉默的最誠實告白。
對歷史旅行者而言，走過松沢病院的外圍，讀懂「這裡沒有什麼」這件事，可能比閱讀任何說明牌都更有力量。
五、大正烏托邦的最後一幕——村落消失前，有人在這裡建起了一個夢想
一位諾貝爾獎提名者在松澤村的最後幾年，比任何小說都精彩
1932年（昭和7年）10月1日，「松澤村」作為行政單位正式消失，被編入東京市世田谷區。大多數歷史敘述到這裡就停了。
但在消失的前夕，這個農業村落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它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變成了一個國際社會改革運動的東京根據地。
時間軸是這樣的：
1926年，美國長老教會傳教士、神學博士羅伯特・卡爾・萊肖爾（Robert Karl Reischauer）——後來擔任甘迺迪時代駐日大使Edwin Reischauer的父親——將其創辦的「日本聾話学校」遷至松澤村上北沢四丁目。一位美國神學家在一個東京農村郊區辦聾啞學校，本身已是跨越重洋的人道主義行動。
1929年，社會活動家賀川豊彦從西宮移居東京松澤村。
賀川豊彦是一個需要多用一些筆墨介紹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暢銷小說家、勞工運動領袖、消費合作社創始人，是當時日本在國際上知名度最高的社會改革家之一，多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他的著作《死線を越えて》（1920年）在日本賣了百萬冊。
他定居松澤村後，於1931年在上北沢三丁目創立了**「松沢教会」與「松沢幼稚園」**，並籌建日本早期合作式醫療組織的前身。
就在賀川建立這一切的1931年——滿洲事變爆發了。軍國主義的浪潮正在逼近。松澤村也只剩下最後一年的獨立行政存在。
一個社會烏托邦的誕生，與一個村落共同體的終結，精確地在同一時空中重疊。
這種歷史的諷刺性，無法用任何理論框架完全解釋，只能親身站在那個地點去感受。
今日，賀川豊彦記念・松澤資料館就設在松沢教会內（世田谷区北沢1-6-7）。這是世田谷最被低估的歷史空間之一，開放參觀，幾乎不在任何旅遊指南上出現。
不在任何旅遊手冊上：松澤村遺址的隱藏寶石清單
這些地點不會出現在熱門打卡清單上。但對歷史旅行者而言，它們才是真正值得花時間的地方。
賀川豊彦記念・松澤資料館（Kagawa Toyohiko Memorial Matsuzawa Museum）：松沢教会附設的小型資料館，保存賀川豊彦的生平文物、手稿與大正時代社會運動史料。免費入場，開館日需提前確認。站在這裡，你同時站在大正自由主義思潮最後的一個東京座標上。
代沢せせらぎ緑道（Daizawa Stream Greenway）：昔日農業灌渠填埋後形成的細長步行道，在建築縫隙間靜靜延伸。它沒有歷史說明牌，沒有觀光標誌——但只要你知道它的來歷，每一步都踩在三百年農業水利史的軌跡上。
羽根木公園（Hanegi Park）梅林：每年2月的梅花季吸引大批遊客，但鮮有人知道這片梅林緊鄰松沢病院。帶著「改革與隔離的歷史矛盾」這個問題在梅林中散步，你會發現這裡的美麗有著意想不到的複雜質地。
上北沢駅周邊（京王線上北沢駅）：這座1913年（大正2年）在松澤村腹地開業的車站，是理解農村郊區化轉型的歷史起點。今日站在月台上，可以感受到鐵路到來之前與之後的兩個時代在此疊合的奇異感。
結語：每一條歪路，都是一段沒被說出口的歷史
五段歷史，五個消失的故事。
呉秀三的改革醫院告訴我們：進步從來不是純粹的解放，它往往在打開一扇窗的同時，關上另一道門。
那三十八個被強制合併的農村聚落告訴我們：現代化最喜歡抹去的，是那些規模太小、話語太輕的共同體。
三田用水的三百年興衰告訴我們：城市每一條筆直的馬路背後，都有一條曾被填埋的曲折水路——那是一種文明讓位給另一種文明的地形痕跡。
松沢病院戰時的那40%告訴我們：歷史上最可怕的暴力，往往不是有人下令「殺死他們」，而是有人決定「不再保護他們」。
而賀川豊彦在村落最後一年建起他的教會與幼稚園，則告訴我們：在歷史上最黑暗的關口，仍然有人選擇建設，選擇希望，選擇在廢墟即將形成之前種下什麼。
走進世田谷松原、上北沢一帶，你不只是在參觀一個東京的老街區。你是在進入一個關於「現代化代價」的思想實驗現場——在那裡，改革者的善意、國家的強制力、農民的抵抗與沉默、戰爭的殘酷邏輯，與一個社會烏托邦的短暫閃光，全都被壓縮在同一片土地之中。
最後留給你一個問題，在旅途中慢慢思考：
當一座城市在高速發展中「消滅」了一個地名，它究竟抹去了什麼？那些被遺忘的存在，是否只是在等待一個願意低下頭、讀懂地面的旅行者？
如果這篇文章觸動了你對日本近代歷史的興趣，歡迎探索我們的東京歷史旅行完全指南。訂閱我們的電子報，第一時間收到每週新增的歷史旅行故事。
實用旅行資訊：如何前往松澤村遺址區域
🚃 交通方式
最方便的到達方式——京王線（Keio Line）
| 起點 | 目的地 | 建議下車站 | 車程（從新宿） |
|---|---|---|---|
| 新宿 | 賀川記念館・松沢教会 | 明大前駅（乗換世田谷線）→下高井戸，或直接徒步 | 約15分 |
| 新宿 | 東京都立松沢病院・羽根木公園 | 上北沢駅（京王線） | 約20分 |
| 新宿 | 上北沢歷史散步起點 | 上北沢駅（京王線） | 約20分 |
小田急線（Odakyu Line）
- 新宿から梅ヶ丘駅下車→羽根木公園・松沢病院エリアへ徒步約10分
💡 旅行者提示：松澤村遺址散步路線全程約3-4公里，適合步行探索。建議從上北沢駅出發，沿京王線南側漫步至明大前，再轉往羽根木公園方向。總步行時間約2-3小時（含各地點停留）。
🏨 推薦住宿
下北沢周邊（步行即達歷史區域）
下北沢（Shimokitazawa）是世田谷區最具個性的文化街區，距松澤村遺址約10-15分鐘步程，提供從精品旅館到民宿的多元選擇，既有歷史氛圍，又有豐富的在地咖啡店與個性小店。
- MUSTARD HOTEL SHIMOKITAZAWA（精品設計旅館，鄰近下北沢駅）
- K's House Tokyo Oasis（背包客旅館，近澀谷，交通方便）
- 新宿區域商務旅館（若以交通便利性為優先，可搭配每日日歸式訪查）
🗺️ 推薦周邊體驗與導覽
自助步行路線（免費）
- 上北沢駅 → 松沢教会・賀川豊彦記念資料館（徒步約20分）
- 賀川記念館 → 羽根木公園梅林（徒步約12分）
- 羽根木公園 → 松沢病院外圍（徒步5分）
- 返程：明大前駅或下高井戸駅搭乘京王線
世田谷区立郷土資料館（免費入場） 地址：世田谷区世田谷1-29-18 開放時間：週三至週日，9:00–17:00 館內展示世田谷歷史地圖與明治—大正時代文書，是補充本文歷史脈絡的最佳資源。
東京都水道歴史館（免費入場） 地址：文京区本郷2-7-1 若你對三田用水的歷史有興趣，這裡收藏了最完整的玉川上水與分水系統歷史地圖，絕對值得專程造訪。
Q & A
大正自由主義如何在松澤村種下社會改革與特殊教育的種子？
在大正自由主義（大正民主）的時代背景下，松澤村（特別是上北澤地區）成為了社會改革與特殊教育的重要實驗場。這並非偶然，而是得益於當時的都市擴張、國際網絡的交織，以及對人道主義的追求。
以下是大正自由主義在松澤村種下這些種子的具體路徑：
1. 都市郊區化提供的「改革空間」
大正時代是日本都市化加速的時期，特別是1913年京王電氣軌道上北澤站的開設，以及1923年關東大震災後人口向郊外疏散，使得松澤村從傳統農村轉向都市郊區。這種「城市邊緣—農村接壤」的地帶提供了廉價的土地與相對自由的氛圍，吸引了許多在擁擠的都市核心無法立足的社會改革力量在此尋求落腳點。
2. 賀川豐彥與國際基督教社會改革網絡
1929年，國際知名社會活動家賀川豐彥移居松澤村，並於1931年創立了松澤教會、松澤幼稚園以及合作式醫療組織（東京醫療利用購買組合）。
- 社會改革種子：賀川將他在貧民窟救濟、勞工組合及消費合作社運動中的理想帶入松澤村。他的活動代表了大正自由主義中「另類現代性」的追求，在軍國主義全面支配日本前夕，試圖在此建立一個基於互助與信仰的社會烏托邦。
- 國際連結：透過賀川等知識分子的網絡，松澤村與全球的人道主義救援及改革運動產生了連結。
3. 萊肖爾與日本特殊教育的突破
大正自由主義對「人的價值」的重新發現，也體現在對身心障礙者的關注上。
- 特殊教育種子：1926年（大正15年），美國傳教士羅伯特·卡爾·萊肖爾（Robert Karl Reischauer）將其創辦的**「日本聾話學校」**遷移至松澤村上北澤。
- 人道主義介入：這次選址除了因地價與環境考量外，也鄰近當時正在進行精神醫療改革的松澤醫院。萊肖爾將西方現代特殊教育的方法論引入此地，為日本特殊教育奠定了基礎。
4. 吳秀三的精神醫療人道主義改革
雖然松澤醫院的遷移具有社會規訓與隔離的性質，但在院長吳秀三的領導下，這裡也種下了精神醫療人權的種子。
- 醫療改革實踐：吳秀三受到大正民主思潮的感召，於1919年（大正8年）遷建醫院時，要求採用分棟式中庭設計，賦予患者活動空間，並廢除拘束具、引入作業療法。
- 制度性批判：他在1918年發表的報告中痛陳日本精神病患「生於此國之不幸」，促成了《精神病院法》的頒布，這本身就是大正自由主義對國家權力與公民人權關係的一種深刻反思。
總結來說，松澤村在大正自由主義時期，透過鐵路帶來的物質變革、賀川豐彥與萊肖爾等改革者的國際視野，以及吳秀三對醫療人權的堅持，共同在這一片約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了超越時代的人道主義火花。
萊肖爾為何選擇松澤村創辦聾話學校？
美國傳教士羅伯特·卡爾·萊肖爾（Robert Karl Reischauer）在 1926 年（大正 15 年）決定將其創辦的「日本聾話學校」遷移至松澤村（具體位置為上北澤四丁目），這項選址決策主要基於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 適宜的教育環境：松澤村當時屬於東京郊區，環境相對安靜且空間開闊，遠離了市中心的噪音與擁擠的都市密度，這對於需要特定教學環境的聾啞教育而言非常重要。
- 交通便利性：該地靠近 1913 年開設的京王電氣軌道「上北澤站」，使得師生往來交通具備物質上的便利性。
- 經濟考量：與當時地價高昂且擁擠的東京市中心相比，松澤村作為近郊農村，土地價格相對廉宜，讓教育機構能以較低成本獲得更大的校地。
- 醫療資源的集聚效應：當時松澤村已有進行精神醫療人道改革的松澤醫院（1919 年遷入），萊肖爾的選址反映了當時社會改革者的一種共同邏輯，即尋求鄰近醫療與社會福利資源的集聚地。
萊肖爾的這項遷移行動，與當時松澤村匯聚的精神醫療改革（吳秀三）以及基督教社會活動（賀川豐彥）共同構成了一個「改革性空間」。在軍國主義全面支配日本前夕，松澤村意外地成為了大正自由主義下國際人道主義與特殊教育改革的重要實驗場。
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
第一層——原始與機構性資料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呉秀三・樫田五郎「精神病者私宅監置ノ実況及ビ其統計的観察」（東京医学会雑誌 第32巻第10–13号、大正7年, 1918年）——原典數位化版本，可公開查閱
- 東京都公文書館（Tokyo Metropolitan Archives）——東京府立松沢病院関連行政文書
- 東京都立松沢病院史料室——大正・昭和期の院内文書（現地申請必要）
- 日本精神神経学会——「歩み：呉秀三の生涯とその門下生」公開記錄
- 世田谷区立郷土資料館——明治期地籍図、行政文書コレクション
- 東京都公文書館——《市制・町村制》施行関連文書、荏原郡関係記録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明治22年東京府告示・布達類
- XWIN II Weblog（歷史研究部落格，作者為明治期行政史專家）——「東京府荏原郡における明治期の町村制施行時の変遷過程」（2013年2月）
- 東京都水道歴史館——玉川上水・三田用水関連古文書・設計図（含「目黒筋御場絵図」等江戸時代絵図）
- 東京都公文書館——明治期水利行政関連文書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三田用水關係古文書（部分已數位化）
- 目黒区教育委員会——「歴史を訪ねて 三田用水」シリーズ（目黒区公式刊行物）
- 国立公文書館——「国民優生法」関連行政文書（昭和15年、可查閱）
- 東京都立松沢病院史料室——戦時期患者統計資料（需訪問許可申請）
- 国立国会図書館——立津政順「戦争中の松沢病院入院患者死亡率」（進一步核實發表刊物與年份建議）
- 賀川豊彦記念・松澤資料館——生平史料、書信、大正昭和期活動記録
- 明治学院歴史資料館——「賀川豊彦」関連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線上公開）
- 京王電鉄社史——「上北沢駅」開設（大正2年、1913年）関連記録
- 鳴門市賀川豊彦記念館——公式歷史記錄
第二層——學術二手文獻
- 岡田靖雄『私説松沢病院史 1879～1980』岩崎学術出版社、1981年
- 岡田靖雄『呉秀三 その生涯と業績』思文閣出版、1982年
- 金川英雄訳・解説『現代語訳 呉秀三・樫田五郎 精神病者私宅監置の実況』医学書院、2012年
- 松沢病院120周年記念誌刊行会編『松沢病院120年』星和書店、2001年
- Akihito Suzuki, "Framing Psychiatric Subjectivity: Doctor, Patient and Record-keeping in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Cultures of Psychiatr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2)（進一步核實出版細節建議）
- 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
- 大石慎三郎『近世村落の構造と家制度』吉川弘文館（進一步核實出版年份建議）
- 世田谷区史編纂委員会『世田谷区史』（各巻、世田谷区刊行）
- 鈴木理生『江戸の川・東京の川』井上書院、1989年
- 東京都水道局編『東京の水道の歴史』（東京都水道局刊行）
- 進一步核實建議：三田用水流域各村の水論関係文書の現存状況
- 岡田靖雄『日本精神科医療史』医学書院、2002年
- 岡田靖雄『私説松沢病院史 1879～1980』岩崎学術出版社、1981年
- 松沢病院120周年記念誌刊行会編『松沢病院120年』星和書店、2001年
- 八木剛平・田辺英『日本精神病治療史』金原出版、2002年（平成14年刊）
- 武藤富男『評伝賀川豊彦』キリスト教新聞社、1981年
- 藤野豊「近代日本のキリスト教と優生思想」『キリスト教史学』第49号、1995年
- 金井新二「賀川豊彦と軍国主義」『雲の柱』第32号、賀川豊彦記念松沢資料館、2018年
- Robert Karl Reischauer（萊肖爾父子）相關研究：進一步學術文獻核實建議
第三層——補充資料
- NHK「福祉の時代：ある医局日誌〜戦時下の精神障害者」（初回放映1981年8月14日）——NHKアーカイブズ収録、全国番組公開ライブラリー端末にて視聴可能
- 近代日本精神医療史研究会（研究者ブログ・文書資料）
- 進一步檔案核實建議：松澤村役場関係文書（現存於世田谷区立郷土資料館之完整程度與分類狀況，建議研究者進行現場查核）
- ミズベリング（Mizbering）プロジェクト——「水のない水辺から：三田用水跡をたどる」（地形分析記事、2019年、筆者：吉村生）
- NHK「ある医局日誌〜戦時下の精神障害者」（1981年放映、NHKアーカイブズ所収）——含多名戦時関係者の証言
- 日本精神障害者権利協会（JCPD）関連報告書（進一步核實建議）
- 進一步重要核實建議：戦時の患者死亡記録の詳細な公開状況、及び院内史料室の訪問申請手続き
- NHK「ある医局日誌〜戦時下の精神障害者」（1981年放映、NHKアーカイブズ所収）——含多名戦時関係者の証言
- 日本精神障害者権利協会（JCPD）関連報告書（進一步核實建議）
- 進一步重要核實建議：戦時の患者死亡記録の詳細な公開状況、及び院内史料室の訪問申請手続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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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歷史研究所依據之一手文獻，包括呉秀三・樫田五郎「精神病者私宅監置ノ実況及ビ其統計的観察」（1918年）、岡田靖雄『私説松沢病院史 1879〜1980』（1981年）等，均可於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或相關機構查閱。
